抗战初期 周恩来与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建立

发布时间:2019-01-08

1937年末至1938年10月,周恩来在武汉工作了10个月。这段时期,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最大限度地动员全民族参加抗战。

与国民党代表举行谈判,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末,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5个月,战局继续恶化。南京失陷前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部分迁到武汉,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这里。武汉这个号称“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为了继续推进两党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抗战初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抗日,它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向日本作战的唯一合法政府,拥有200多万正规军,是抵御日军侵略的主要力量。因此,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便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

周恩来到达武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蒋介石会晤,就两党关系、扩大国民参政会、制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进行会谈。

会谈中,周恩来提出3种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一、恢复民国13年(注:即1924年)的形式,将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同盟,其他党也参加;二、制定共同纲领,建立共同委员会;三、维持现状,即遇事协商的形式。中共希望争取前两种形式,因为这样可以加强国共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于抗战。

但蒋介石无意解决共同政治纲领和合作组织形式这些主要问题。因此,这次会谈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对于周恩来提出的3种组织形式,蒋介石否定了前两种,只同意第三种,即以临时协商来处理两党关系。虽然如此,国共关系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质性松动:共产党能在国民党个别部门和个别组织内参加工作,而且被允许在国统区创办自己的报刊。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还与蒋介石、陈立夫等,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发展等问题进行谈判,虽然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但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加强国共合作,促使国民革命军坚持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

出任政治部副部长,在国民政府中发挥统战作用

当时国民党政府依靠正规军抗战,对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全面抗战的宣传、组织工作都很生疏,因此,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以期共产党能够在宣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中共党员不得在其他党派任职,周恩来只得婉拒,但他认为这是国共精诚合作的机遇,不该轻易错过,于是向中央建议“应该与国民党开诚合作”。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再次请周恩来上任,周恩来再次向中央表明态度:“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力量得到加强。”

经过慎重考虑,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2月1日,周恩来走马上任,这是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担任的唯一要职。

由于历史的原因,周恩来在国民党内有很高威望。上任不久,他就以副部长的身份,戎装佩剑,主持政治部的总理纪念周。周恩来的风度和威仪,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讲到抗战形势时,他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精准的语言表达技巧,使不少军统、中统、复兴社(均为国民党特务组织)成员为之折服。

当时,周恩来身兼国共两党要职,异常繁忙,白天在武昌国民政府政治部办公,晚上又要乘渡船过江到汉口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处理公务。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我在他(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拿走最后一份电报稿时,往往是凌晨了。当时事情非常繁忙,长江局的同志找恩来同志处理工作要排着队,常常谈到深夜。记得有一次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安排在最后,等和恩来同志谈完工作已是天大亮了。恩来同志每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但他始终精神奕奕,同志们都深为佩服。”

直接领导第三厅,促进全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南京沦陷后,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社会各界名流云集武汉。然而,由于缺乏组织者,难以形成一股凝聚力和一呼百应的宣传效果。在这种形势下,文化界翘首以待一位能拨开阴翳的领军人物来指引正确的航向。

1938年1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邀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日宣传工作。

郭沫若坦诚地向周恩来表示,不愿到国民政府任职,认为:一则“自己耳朵聋,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二则觉得“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三则认为自己如能“处在自由地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且“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的”。

周恩来充分理解这些顾虑,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强调政治部第三厅作为一个政权组织作用重大,有了“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广大的乡村,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周恩来还恳切地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周恩来推心置腹的话语打动了郭沫若,他同意任职,但是希望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地、痛痛快快地工作”。周恩来又劝他服从党的需要,要忍受内心的“寂寞”,还是以非党人士的身份,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周恩来如此安排用心良苦,既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也是为了减少郭沫若的工作阻力和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4月1日,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昌正式成立。三厅设3个处,每处设3个科,编制300人;下辖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漫画队、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及孩子剧团,总数达3000多人。三厅各级负责人中,有不少文化界名流。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可谓群英毕集,盛极一时。

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周恩来和郭沫若做了周密的部署,宣传周活动开展得有条不紊,每天都有一个主要节目,几十个演剧队和数百个宣传队深入武汉的大街小巷和郊区农村,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武汉三镇。对此,郭沫若称道:“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全国上下形成了空前的团结景象。

倡导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推动武汉的“文艺复兴”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武汉聚集了来自全国的文化名流,有胡风、萧军、萧红、沈从文、丰子恺、郁达夫,赵丹、金山、舒绣文、冼星海、崔嵬等,而政治部第三厅并不能将他们完全容纳,因此还需要成立另一组织。

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亲自邀请老舍,希望他出面将流亡到武汉的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人的筹备,一个月后,“文协”开幕大会召开。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和史沫特莱等13人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会后,被推举为文协理事的冯玉祥在普海春大饭店设宴招待与会者,五六百人欢聚一堂,那种团结向上的热烈气氛,即便是在10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令冯玉祥兴奋不已,他写道:“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

5月中旬,周恩来应邀参加文协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后来在会务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眼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文协成立后,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协会纷纷成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也分散到前线、农村、工厂去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著名演员金山、王莹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袁牧之、陈波儿等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都起到动员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坚持长期合作的方针

周恩来十分重视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作为政治部副部长,他同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冯玉祥原是原西北军的领袖,是国民党内的主战派,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1938年2月7日,周恩来通过冯玉祥的老部下鹿钟麟向冯表示:拟请一见。冯玉祥最初还有些顾忌,托鹿钟麟转告:“因外间耳目众多,不便相见,惟努力作不见面之默契可耳。”但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14日,周恩来到冯玉祥的寓所拜访,两人交换对时局和抗战前途的看法,特别是对华北和上海作战指挥的得失进行详细的探讨。他们谈得很投机。周恩来离开后,冯玉祥对周围的人感慨道:“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在当天日记里,冯玉祥记下了对周恩来的印象:“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第二天,他在会客室写下了8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19日,他又到汉口同周恩来等见面。周恩来谈到日益发展的国共摩擦,冯玉祥感叹道:“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动,在这种时代不求进步,是一种自杀办法。为大众谋利益,为大众而信仰,哪有这种办法?”“应当多送学生去陕北学习,以应时代的推动,不要被时代的齿轮压炸了。”以后,冯玉祥常派专车将周恩来接到寓所晤谈,同共产党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白崇禧是桂系的领袖之一,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主战派,素有“小诸葛”之称。军事委员会改组后,出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他也经常同周恩来见面。

南京失守后,日军在津浦线南段发起进攻,企图攻占蚌埠,直取徐州,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就在激战尚酣之际,白崇禧来武汉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建议,将重兵布置于铁路两侧,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紧密配合的战术,迫使日军渡淮北上,我军可在北岸集中优势兵力,置敌于死地。李宗仁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很快打退了日军,为保卫武汉赢得了时间。此战之后,桂系将领认识到周恩来的军事才能,甚为钦佩。时任桂系高级参议的程思远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于是南段战事,遂成相持之势,此周公之计所致也。”

1938年3月,周恩来派时任长江局参谋的张爱萍去徐州见李宗仁,希望说服他在济南、徐州之间与日军打一大仗。

张爱萍转述了周恩来关于此仗“可打”的几条理由:一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非常嚣张,骄兵必败,而且还是孤军深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敌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中、特别是在国民党中的威信。

后来,张爱萍回忆说:“开始谈时,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谈到最后,他神气十足,表示这个意见很好。”

李宗仁终于下决心打这一仗,就是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之战”。1939年4月6日,白崇禧在《救亡日报》上题词:台儿庄的胜利是在战术上运用游击战配合阵地战的结果。

周恩来还特别注意向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尤其是高级将领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争的思想。《论持久战》刚刚发表,周恩来即将其基本精神介绍给白崇禧。白崇禧大为赞赏,将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并给桂系部队师长级军官每人发一本,还向蒋介石极力推荐。后来,蒋以军事委员会名义下令全军,把这两句话作为全军的抗日最高战略方针。

广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争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

在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以前,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周恩来等到武汉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国使节、各国记者,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频频到访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为了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长江局设立由王炳南负责的国际宣传组,这项工作归周恩来领导。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与斯诺、史沫特莱、英国记者贝特兰等人保持着经常接触,并先后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路易·艾黎、爱波斯坦、荷兰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纽约时报》记者德尔丁、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国际友人。在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斯特朗于1938年出版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和贝特兰1939年出版的《华北前线》等书中,都有在武汉同周恩来交往的记述和评论。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认为,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达到了“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人“可以同汉口的共产党代表自由接触”。

1938年1月,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通过卡尔的帮助得到英国香港总督的准许,设立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同年3月和8月,周恩来两次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上尉,给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逊于1940年出版《中国的双星》,写到了这两次会见。他认为:“周的才智在中国是出类拔萃的”。

1938年初,由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来到中国。一天深夜,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与他会见。周恩来用熟练的英语欢迎白求恩,并向他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白求恩急于去抗日敌后根据地工作,周恩来就嘱咐王炳南为白求恩一行去延安作出安排,于是便有了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

9月底,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汉口,他们中有柯棣华、爱德华、巴苏等医生。10月初,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们。

巴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我们去看望周恩来,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着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全国发动群众抗击敌人。”

几天后,巴苏与柯棣华再一次见到周恩来。巴苏在日记里满怀敬意地写道:“在爪哇支队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我们全体再次见到了叶剑英和周恩来。”“在全体来宾中,周恩来唯一庄重的人,我有机会从很近的地方观察他。他吸引我的,是他那机敏、聪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安娜说,20年后,我们将会为曾经与他结识而感到骄傲。我补充道:‘干吗这么晚呢?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

不久,这个医疗队就在中国大地上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领导出版发行《新华日报》,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1938年1月11日,由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周恩来、博古等人为董事会成员,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报头。这是一份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在国统区代表中国共产党发声的报纸。

《新华日报》创刊第七天,数十名国民党特务手持铁棍、利斧,来到位于汉口民意一路的报社营业部,割断电话线,砸坏室内物品,捣毁排字房的印刷设备。

周恩来立即紧急召开会议,形成谴责暴徒的决议,并当面与蒋介石交涉,请他设法制止。当天,《新华日报》正常出版。在撤离武汉前,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

《新华日报》大受欢迎,2月份就发行了1万多份,四五月间达5万多份,这个发行量在当时是惊人的。周恩来为报纸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和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是一致的。

6月12日,日军攻占了安庆, 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战役——武汉会战揭开帷幕。同日,《新华日报》发表《保卫大武汉》的社论。6月15日,周恩来、秦邦宪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具体地阐述了保卫武汉和有效地开展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需要采取的步骤和办法。意见书指出,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于第三期抗战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内政外交都有相当的影响,我国人民应该发扬西班牙兄弟保卫马德里的精神那样来保卫大武汉。

这份意见书对于促进蒋介石坚持抗战,进行武汉保卫战,以及激发群众的抗战决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10月7日到9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周恩来写的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该社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保卫武汉的主张,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

10月下旬,武汉危在旦夕。为使报纸不致中断,周恩来拟出计划:分两批疏散人员和运送物资前往重庆,武汉一停刊,重庆马上接着出报。

10月24日晚,也就是武汉沦陷前一天,周恩来在编辑部口述了次日的社论,题为《告别武汉父老》。《社论》以坚定口吻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在紧急关头,周恩来临危不乱,其大无畏的气概和掷地有声的誓言,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周恩来在武汉工作的这10个月,正是全面抗战开始不久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从过去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走出来,踏上领导全国人民抗日这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最大限度地动员全民族抗战,赢得了众多朋友的敬重和爱戴。很多人都是从认识周恩来到认识共产党,从相信周恩来到相信共产党的,从周恩来身上,他们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刘明钢)

(本文转载于《党史纵览》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