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朱二姐 ”一语安抚关堃后 为解放南京出力

发布时间:2019-04-18

1947年2月,经章伯钧、韩卓仔两位的介绍,朱静芳和关堃后、刘树萱夫妇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此后,他们几乎每星期都聚会在一起,研究发展工作的各项事宜,听取时局进展的消息,活动开展得机密而有朝气。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及黑暗统治,拟筹办“公论通讯社”。月底,关堃后专程去上海与章伯钧先生面议并受到宋庆龄的会见,宋庆龄听了他介绍的情况, 高兴地说:“上海有个史大姐(指史良),南京有个朱二姐,好嘛!——以后我到南京时见见。”

1948年6月,随着国民党反动派一次次更疯狂的大搜捕,迫害并暗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这年冬天,朱静芳得到消息,当初和她一起加入“农工民主党”的关堃后在为“军统”工作,中共地下党要求,尽可能“策反”他,如果关堃后出了问题,立即准备撤离。

朱静芳沉思片刻,想到今年6月去关家交党费时的情景:关堃后家庭生活条件大有好转,询问之下,得知关堃后在为边声通讯社工作,边声通讯社是军统的。 第二天,关堃后向朱静芳作了解释,还从身上掏出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交给了朱静芳:“请你帮忙通知这两个人,三天之内一定要离开!”他说:“我这事伯老和韩老都知道的。上一次韩老要不是我送,就上不了火车······”

关于关堃后说的这件事,朱静芳后来从韩卓仔从上海的来信中知晓的:韩老离宁赴沪是关堃后陪坐小卧车才出了住所去了火车站。关堃后发现有特务跟踪,他怕韩老路上出意外,要他暂不要走,趁人们挤乱上车的那一阵,从另一车厢把他带出车站,并且雇了一辆三轮车把韩老送到了一个朋友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晚上,才又把韩卓仔送上了火车。

朱静芳仔细思量后,认为关堃后初心未变,但以防万一,还是准备收拾行李撤到广州。此时,关堃后夫妇俩来到他们家,看着满处的衣物,关堃后露出一丝惊讶:“怎么,为什么要走呀?现在局势这样好,你们不能走。”“有人说,南京组织不纯!”朱静芳的先生燕非平看了他们夫妇一眼,只讲了一句,便什么也不说了。“如果是这个,”关堃后愣了一下,接着坦然地说:“我可以向上海同志说清楚的,不能影响大家”。

原来苏联大使馆坚持要关堃后留在“里面”做反间谍搜集情报的工作,关堃后本人是有顾虑的,他在为身家性命担忧,关堃后犹豫不决。

朱静芳明白关堃后的心思:他是担心真的有一天不承认他是为革命工作而冒险可怎么办?事已至此,她便担保说:“你既打入敌人心脏,一定要以全力保住我们整个地下组织不出问题。共产党的政策很明确——交枪的还不杀呢!你不要顾虑,因为这是我们组织上派你打入敌人心脏,取得敌人情报,是对革命事业有利,又保证了组织安全,解放后共产党肯定会承认你的功绩的。如果不承认,要杀头先杀我的。”关堃后听了这番话,真的很受感动,竟以为朱静芳就是共产党了。

1949年1月,“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准备着迁逃台湾。关堃后反映:蒋匪将有计划地留下潜伏人员和电台,并预发半年的“应变费”。在组织的策划和布置下,他悉数上缴了全部的银元、金条和十数担大米。事实证明,对他的“策反”工作获得成功。

朱静芳,1923年出生,1942年参加工作,任苏皖边区高等法院推事,长期从事法律工作,后担任武汉市人民法院婚姻组长、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等职。

资料来源:《山西审判》杂志文苑版及本人部分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