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日历|袁伟民:最爱吃的还是家乡芦蒿

发布时间:2018-08-17

袁伟民

2002年8月18日,十运会主赛场——南京奥体中心开工建设,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为奥体中心建设打下第一根桩基。

袁伟民出生在苏州近郊的一个菜农之家。父亲是个淳朴厚道的农民,少言寡语,一生只知干活;母亲慈爱、爽朗、个性刚强,挑担上街卖菜,回来操持家务。不识字的双亲用辛勤的耕耘养育着6个子女,最小的袁伟民是这个和睦家庭里的宠儿。他从小自己料理自己,只要做完功课就由着性子玩乐,毫无顾忌地尝试各种乐趣,没有人呵斥他,没有人打扰他。小学、初中、高中,袁伟民上的都是苏州第一流的学校。

19岁才入门打球

1958年8月1日,一列开往南京的列车上,一个青年不时地向窗外张望着,外面景色怡人,车厢内却拥挤不堪,这个青年就是袁伟民。此时,19岁的袁伟民刚从苏州市高级中学毕业,因为身体指标不合格,袁伟民失去了报考空军学校的机会,转而改报江苏男排,结果被选中。这次,他就是去南京体院参加江苏男排的首次集训。

作为江苏历史上第一批男排队员,袁伟民和他的队友们的使命就是迎接1959年举办的第一届全运会。他的队友邹志华回忆:“那个时候我们都不会打排球,但都有点体育的功底。”换作现在,19岁入门打球,这是一个再也不可能的事情。

身高1.8米的袁伟民在排球场上算不上身材突出,但是他手大脚大,加上移动快,动作灵敏,教练张然认为这个苏州小子是个当二传的好材料。袁伟民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很会用脑子打球,和队员的关系也非常不错,这些都是一个优秀二传必备的素质。

袁伟民是一个训练起来非常认真、玩命的人。一次在体院训练,为了鱼跃救一个球,他一头撞在了柱子上,大门牙也被磕掉了一颗,顿时鲜血直流,但是他简单处理了一下就继续投入到训练中。现在他的门牙,还有一颗是假的。

从一个运动员,到教练员

袁伟民能从一个运动员,到教练员再到一个部级干部。这不是哪个人对他的栽培,而是他自己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

1958年,为了准备全国第一届全运会,当时体育局在南京的山西路进行了一次全省体育人才选拔。

由于曾是一名军人,张然带队都是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早上出操、白天训练、晚上学习,袁伟民那批队员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张然曾说:“我那个时候要求队员每天都要写训练日记,袁伟民不仅写,而且还经常在日记中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时的训练条件非常艰苦,一个队十几个人都住在体院大操场下的破屋里。夏天很热,房间又没有电风扇,为了凉快点,张然索性带着队员睡到操场上。午睡时,操场上全是太阳,张然和队员一起去灵谷寺的大树底下休息。

那时袁伟民每天的伙食费仅仅六毛钱,喜欢吃鱼的袁伟民在那个年代很难得才能一饱口福。

南京就是女排腾飞的福地

袁伟民与郎平

1981年老女排首夺世界冠军前的那一次集训就是在南京。老女排队员张洁云说:“南京就是女排腾飞的福地。”

那次在南京集训时,袁伟民从江苏男排挑了六个队员去给女排做陪练,江苏女排教练秦毅斌就是那年的六个陪练之一。随后在女排备战洛杉矶奥运会时,袁伟民再次钦点秦毅斌给女排当陪练,和秦毅斌一起的还有陈忠和。

秦毅斌说:“袁指导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如果哪个队员训练态度不认真,那就惨了。女排队员经常有人被他练到夜里1点多钟。”袁伟民训练有个指导思想:打关键球,练重点队员。像郎平、张蓉芳这样的尖子队员常常成为袁伟民重点照顾的对象。因为常被袁伟民体罚,队员们就都想开开袁伟民的恶作剧,来报复一下袁指导,但都没得逞。

老女排的队员性格都挺活泼的,训练场下也喜欢开玩笑,当时队里流行一个整人的游戏叫做砸夯(就是四个人将某一个人抬起来,摔在地上),队里所有的助教、陪练几乎都被女排姑娘整过,惟独袁指导幸免了。

在国家队陪打的那段日子,秦毅斌和袁伟民同住一个房间。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是秦毅斌依然记得,袁伟民每天早上准时6点起床,打扫卫生,房间里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在袁伟民宿舍的墙上贴满了主要几个对手的技战术打法。

袁伟民不仅爱钻研还很好学,即便是像秦毅斌这样的陪打队员,他也经常和他们聊天,听取他们对女排的一些意见和看法,好的建议他立刻就运用到训练中去。

奥运会结束后,袁伟民也没忘记秦毅斌这些陪练,袁伟民特意问这些陪练员有啥要求,只要是在他能力范围内的,都尽量满足。袁伟民还是一个很重情重义的人。

最爱吃的还是家乡的芦蒿

因为老女排的光芒,袁伟民给外界的形象是严厉,甚至有些可怕。因为身为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他又会给人一个高高在上的感觉。可是他身边的人都说,“他是人不是神!”

张然说,袁伟民是我的学生。邹志华说,袁伟民就是一个兄弟!张洁云说,袁头永远是我的老师!秦毅斌说,袁导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

离家近半个世纪,袁伟民乡音未改,最爱吃的还是家乡的芦蒿,最爱听的还是苏州的评弹。

退休后他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没事打打球,练练毛笔字!了解他的人都说,袁伟民是一个很看得开的人,局长的位子下来就下来了,他没有不舍得。关于体育的事情,他不会再去过问。在他看来,退居二线再管事不仅给现任领导带来工作上的不便,而且也有点想不开了。就像他曾说:“我干了47年的体育,一直都没有轻松过,退下来了,我也终于轻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