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日历|《李顿报告书》发表

发布时间:2018-10-01

1932年10月2日,《李顿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李顿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及伪满洲国的状况,作了基本符合事实的具体陈述。同时又明显表现出偏袒日本、维护帝国主义共同利益的倾向,并诬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

1931年12月,国际联盟决定派遣调查团调查满洲事变,翌年1月,以英国李顿为团长的五名成员聚集于日内瓦。作为参与员加入的有日本的吉田伊三郎(土耳其大使)和中国的顾维钧(张学良顾问)等人。他们在2月底到达横滨与日本要人会谈后,3月14日进入战争创伤累累的上海开始活动。

1931年4月21日到达沈阳,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调查,7月20日于北平开始起草报告书。调查团到中国后,会见了中国政府首脑,在东北先后会见了伪满洲国的溥仪、郑孝胥、张景惠等。日军多方干扰调查团的调查活动,限制调查团内的唯一中国代表顾维钧的活动,甚至不让他与日军指定之外的任何中国人接触。(《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84页。)即使如此,东北各阶层人民,通过各种途径,仍向调查团递交了揭露日本侵略的书信函件1500余件,陈述事变前后所见之事实。9月4日,国联调查团基本完成了报告书,经修改和国联审议后,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即《李顿报告书》)在国联总部所在地日内瓦、中国首都南京和日本首都东京三地同时正式公布。

《报告书》指出:“依据调查团所得种种确切之说明,则可知日方系抱有一种精密预备之计划。”“1931年9月18日夜,该项计划曾以敏捷准确之方法实行之。”“中国方面依照其所奉训令并无进击日军,亦无在特定时间或地点,危害日侨生命财产之计划。”“9月18日晚是日方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载《革命文献》第40辑。)接着,《报告书》强调东北是中国领土,属中国主权范围。《报告书》指出:“在一切战争及独立时期中,满洲仍完全为中国领土。”“日本军队未经宣战,将向来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之一大部分地面,强夺占领,使其与中国分离并宣告独立,事实俱在。”

在中日争端问题上,《报告书》多次为日本辩解,称“中国人之抵制日货为中日冲突之重要原因”。中国政府支持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应负责任”,中国政府应“采取一切办法禁止并遏抑有组织之抵制日货运动”。进而并诬称“近年来苏俄在外蒙古势力之扩张,及中国共产党之发展,均使日本忧虑,日益加增”,此为中国及事变之“患源”。《报告书》竭力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表示“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上之重要性”,肯定“日本在满洲之权力及利益乃不容漠视之事实,凡不承认此点或忽略日本与该地历史上关系之解决(方案),不能认为满意”。

《报告书》荒谬地提出将中国东北地区国际化、由各大国(通过国联)共同管理东北的主张。《报告书》提议,东北的政治行政组织,既不能恢复1931年9月以前的原状,亦不应继续维持伪满洲国,而应走“国际合作”的道路,建立“应获得高度之自治权”的新的东北地方政府。东北应建立顾问会议制度,顾问由国联理事会提名,由中日两方代表和中立国观察员组成。根据顾问会议决议,再建立属于中国中央政府但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外国顾问应存在于东北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事各部门,并担任东北中央银行顾问。“以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中日两国军队均退出东北。

《李顿报告书》仇视共产主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充分显示了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立场,因而《李顿报告书》发表后,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也受到国际上主持正义人士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