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日历|世间已无荣德生

发布时间:2018-07-07


荣德生铜像

2005年8月8日,“荣德生先生诞辰130周年暨锡金商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举行。荣德生,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国民政府工商部参议等职。

立命之道

荣德生,又名宗铨,号乐农。他出生于江苏无锡,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国民政府工商部参议等职。

传言,他三岁尚不能开口说话,家人不免为之担心,莫非是个哑巴?邻人则嬉笑称之为“二木头”。其实,这些见诸报端和饭后谈资的描述并不可信,不过是时人带入话题的风趣之语。

荣家祖籍山东,鼻祖荣启期与孔子有交往,先贤荣子琪是孔子七十二贤徒第五十九名。历史与血脉的源流总是纠缠不断。儒家思想在他血液里的流淌和传承,表现在他整日的青衫长褂和诚信不欺的商业上。他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平日一袭长衫,布衣布鞋,一顶普通的瓜皮帽,饭食简单,不求特殊。

“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这是梅园里的荣德生警句。而荣德生的立身治家之道,也是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无论做人做事,他都未脱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内涵。这在那个“西学东用”“拿来主义”盛行的时代,尤显可贵。


荣氏家族诞生地

荣家遵循的是最简单的商业原则“诚信”,这不完全是西方“舶来品”。

荣德生对诚信的孜孜以求,从以下两件事可见一斑。

其一,是在申新三厂筹办过程中,荣德生对栈房司磅说:“到年底结账,如果栈房比账上多了东西,我是要停你的生意的。司磅一定要公平,是多少磅多少,不能少磅多进。少磅多进,这是偷窃行为。你能偷人家的,也就能偷我的。”

其二,1932~1933年,史上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我国的民族工业遭受到很大的打击。加之国民政府苛捐杂税倍增,购买力骤降,国内市场持续萎缩,荣家企业连年亏损,债台高筑,造成了创业以来最严重的经营危机。至1935年4月,申新各厂负债超过了全部资产总额,资不抵债,荣氏兄弟“无日不在愁云惨雾之中”。事后,荣德生深有体会地说:“是年之多事,为生平未遇。思想正大,立论未错,垂危之局,卒保平稳,教育义务亦未稍停。余至今尚津津乐记,后之办事业者,必以诚心为心,富贵岂难事哉!”

荣德生毕其一生践行着诚信不欺。他曾手书对联曰:意诚言必中,心正思无邪。

现在的无锡梅园,还悬挂着荣德生老先生的题诵豳堂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实业救国

本着“为天下人布芳馨”的信念,遵循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传统,荣德生在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里,祭出“实业救国”的大旗。

1896年,荣氏兄弟开设广生银庄,业务兴旺。但他们认为,“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投资实业。1900年,他们以6000元钱庄盈利做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后改为茂新面粉厂),产品极受欢迎。

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政治局势的变化,荣德生的实业报国思想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当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达上海,苏省立宪公会会员开欢迎会于张家花园安恺第,荣德生亦参加欢迎会并与孙中山合影留念。辛亥革命成功这一伟大事件,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而且是推动荣氏兄弟发展实业、经世报国的强大动力。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全国兴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荣氏兄弟抓住机遇,继续扩展企业,使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们派人赴欧美订购机器,将设备、技术、人才一并引进,在无锡建立公益铁工厂,并先后在上海、济南等地购置土地准备建厂。经过几年的筹划,他们在上海建起了福新七厂、八厂,在无锡和济南分建了茂新三厂、四厂,在无锡和汉口分建了申新三、四厂。


荣德生创办的福新面粉一厂

从1912年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起,至1920年止,中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原来对华倾销的棉纱、面粉大量下降,为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契机。荣德生毅然决定大力扩充各厂设备规模,同时到各地考察,择地创建新厂。

1922年,荣氏兄弟已拥有茂新、福新共12个粉厂,占全国面粉生产力的28%,被誉为“面粉大王”。其生产的“兵船”牌面粉,更远销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

面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荣氏兄弟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申新纺织公司。到1922年,申新已有4个厂,产纱锭达13万枚,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企业公司。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能成为“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固然在于引进技术、设备、人才,更得益于荣家兄弟的激流勇进、“滚雪球”式的疯狂扩张。尤其兄长荣宗敬,见到机会咬住就上。他的经营哲学是“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是一个典型的激进战略痴迷者。荣德生虽不似兄长般急进,但骨子里也是“扩张”迷恋者。他说:“余留心社会经济,而主多立工厂,推至省用、国用,而至世界经济之竞争,尤以自立生存,对外相等为比较。”

对于荣家兄弟不断克服困难、扩大实业、永不满足的动力和雄心,荣德生说:“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近年失业者增多,无法找到工作。如此一想,非扩大不可。在别人看来,贪心不足,力小图大,风险堪虞。实皆不明余志也!”

这样的眼光和策略,与传统的“一朝官府一朝商”的境况有天壤之别。以往商人因为对官府的依赖,在其发家致富后不再热衷于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是将更多的精力花费于官场的奉迎,捐纳功名,进行各种方式的政治投资。当时的条件下,荣德生恪守“不与官家搭界”的家训,即使难免“低帽过府衙,见官矮半截”,也不改实业救国的初衷。

关于实业扩张,在他70岁寿庆时仍念念不忘:“余以创办工业积德,胜于善举。……一人进厂,则举家无可冻馁。一地有厂,则各业皆能兴旺。……他日时平若键,此志不改。”

这样的思想格局,或许得益于荣德生在广东河补抽税局任职期间阅读了《美国十大富豪》、《事业杂志》等不少西方书刊,目睹了外国人在香港、广州等地经营的近代企业兴旺发达,大批外国面粉免税进口、倾销中国市场和大量白银外流的情景,悟出了“创新事业”就是兴办实业的意念。

正是实业救国之心,才促使荣德生投资于工厂的技术和效率提高。

荣德生孙女荣智和说:“祖父一生坚持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荣德生曾表示:“不忍坐视国家经济沦溺绝境,应尽吾一分忠实之心,做一分忠实之事业。”

遗香未央

办实业赚了钱,就要回馈社会,推动社会发展,是荣德生一生的信念。荣德生热衷于兴办教育、造桥铺路、捐建图书馆。他晚年对同乡史家钱穆说:“五十年后,无锡人记得我,也许就是那座长桥而已。”实际上,荣德生的风骨和品行多年之后还在遗泽后人。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召开工商会议。荣德生被推选为江苏代表赴京参会,与代表共议兴国大计。他一人就提出三个提案,会议全部通过。他的提案,得到了北洋政府的高度重视。“内阁总理赵秉钧派秘书长至会,谈此事之必行。”会议结束后不久,荣德生又立即撰拟《无锡之将来》一文,自印1000册广为散发。这份对无锡未来发展的探讨,穿越百年时光后,让王石惊叹荣德生这个前人的怀抱和眼光。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日军占据,只有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而荣德生不仅捐款捐物,而且下令荣氏名下的公益铁工厂停止生产纺织、面粉机器,专门制造地雷、手榴弹等武器,供抗日部队作战使用。次年5月,荣德生由汉口来沪,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亟盼时局好转。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假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之子尔仁代往,说明其父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褚民谊却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褚民谊又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铮铮铁骨,时人莫不钦佩。在荣德生的影响下,荣氏企业中没有一个厂同日伪“合作”,亲属同仁中也没有一个人向日伪屈服。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榜样的力量”。

1948年,国民党统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有资产者纷纷离开大陆,荣氏家族也面临抉择。在一片离沪声中,荣德生专程从无锡来到高恩路住所,明确表示:“不离开大陆”。他还在无锡《人报》上公开表示“不论形势如何变化,我决不离锡。”他说:“我若一走,几万个小烟囱将无法出烟,因此我决不离锡一步。”荣德生不但自己留下不走,而且坚决制止了申新三厂个别主持人企图将2万纱锭拆运台湾的错误行动,并指示将合丰公司已经运抵台湾的54只马达全部运回上海。他密令各厂:“今后方针,以维持原有局面为原则。”凡已迁往香港、台湾、广州的设备和物资,“应一律从早出售或搬回”。在他管辖的企业内,大大减少了迁厂逃资的损失。


荣氏梅园

荣德生“一生低首拜梅花”。人们说起他,梅园是绕不开的话题。梅园系荣德生一手所建,爱之深自不必说。但荣老先生爱梅园,更爱祖国。1947年,荣先生委派申新三厂厂长郑翔德修理梅园,从上海买来雪松、龙柏等植于园中。旧历闰二月十四日,他来到梅园看修理园子。瞥见樱花盛开,烂漫如云,他说:“今看此花,尤未能忘昔日之痛耳!”从观赏日本樱花联想到日军蹂躏中华之暴行,拳拳爱国之心在焉。

而今,梅园尚在,梅花年年傲立枝头,凌寒怒放。可是,世间已无荣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