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日历|1949年后首任南京市长:刘伯承

发布时间:2018-05-09

1949年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南京为中央直辖市,下设13个区,刘伯承任市长。

刘伯承在庆祝南京解放大会上检阅游行队伍。

1951年1月,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成立典礼上致词。

1956年,刘伯承在南京北极阁留影。

租公交车抵达“总统府”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鉴于渡江战役胜利在即,国民党首都指日可下,便预先确定由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长兼市委书记。南京刚刚宣告解放,又任命他为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在指挥第二野战军渡过长江、部署好挺进浙赣路的行动后,即率领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由桐城向南京进发。

4月29日,刘伯承一行风尘仆仆地抵达浦口码头。在苍茫的暮霭中,扬子江畔一片沉寂。道旁的店铺,几乎家家大门紧闭。偶或也见有门扉半掩的,但少人出入,显得十分萧条,被敌人丢弃的破车烂炮触目皆是。稍远处,黛色的群山渐渐失去光亮,间或传出凄厉的枪声和转瞬即逝的信号弹光。这一切,表明蒋军残余尚未肃清,南京城并没有安定;也预示着治理这座被蒋介石盘踞多年的城市,将经历一番艰巨的斗争。

由于临行仓促,事先未及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过江后,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乘坐。等刘伯承上了车,警卫员突然拍着额头大叫:“不好,还没有叫人号房,这么大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哪里开呢?”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略一沉思,就果断地说:“叫司机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果然,一到伪总统府,很快就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上了。

陈毅闻讯,亲自坐车赶来,把刘伯承安排到赤壁路一座原国民党要员的公馆里。两位老战友相见,兴奋得欢笑不止。第二天,刘伯承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建设人民的新南京”

5月1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了解放区与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和第二、三野战军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出席了大会。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即席讲话:“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的日子到来了!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工夫,花大力气,建设一个人民的新南京。”

当时,人们还缺乏管理城市的知识和经验,工作人员大多是刚放下枪杆的军人,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各项工作处于草创阶段,许多事情都需要刘伯承亲自决断、处理。那些天,各种会议接连举行,各种人物川流不息地来访或要求接见。刘伯承都一一出席或安排接见。还有众多的群众集会和座谈会,仅从5月13日至18日的6天之内,工人、学生、文化、工商各界座谈会就开了近10次。

各界人士出于对新市长的尊敬和爱戴,所有会议一律要求他出席,甚至提出到会见见面也好。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劳累不堪,一再劝他少参加一点会议。他回答说:“从目前来讲,会议就是一种实施领导的形式,我作为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怎么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职责呢?群众要求见我,并不是我刘伯承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只是表达了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感情和希望。”

他把出席工作会议和群众大会,当作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极好时机,总是一丝不苟地起草和准备发言稿。有时在办公室忙到曙色临窗,接着就开始第二天的工作。每天傍晚,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处,大声招呼警卫员:“装茶。”警卫员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用茶解乏的老习惯,只要喝下一大缸苦涩的浓茶,他又会显得精神抖擞,继续伏案工作。

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工作

5月9日,一块印着“南京人民政府”字样的闪闪发光的大牌子,被人们抬进办公室。明天,它就要悬挂到市政府大楼的门墙上,庄严宣告一个新政权的诞生。

工作人员来向刘伯承汇报庆贺典礼的准备情况,他边点头表示同意,边微笑着诙谐地说:“我这个市长走马上任,理当有一篇就职演说吧。”当天,他专门召集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开会,发表了一席精彩的讲话。他着重讲述了人民政府的任务和职责:“我们今后要做什么?首先要进行生产建设并作为中心工作……解决国民党在南京造成的失业问题,而发展生产与恢复生产必须依靠工人,工厂生产发展了,资方利润大了,工人就以劳资两利的方针适当地改善生活。同时农村也要恢复与发展生产……”

对于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中滋长起来的严重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甚至腐化堕落的现象,他毫不容情地批评说:“我们的干部一到南京,骄傲蜕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于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与这些恶劣倾向作斗争。”

接管和恢复生产同步进行

恢复生产是一项最为繁重的任务。解放前,南京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鲸吞豪夺的指挥中枢,久已形成畸形的、消费城市的特点。它的特点是工厂少,衙门公馆多;工人少,公务人员多。少数“国营”工业,多属官办消费性质,半殖民地色彩尤为浓厚。解放后,官僚企业陷于停顿,私营企业开工不足。致使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要求就业、复业与救济的比比皆是。

在刘伯承主持下,南京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首先抓紧接管和复工工作。接管主要是对官僚资本企业进行的。军管会一开始工作,就立即组建了财政接管委员会,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农村部等12个经济机构实行了全面的接管,同时自下而上地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接管,帮助整理、清点账本、物资。由于深入发动和争取了公私企业劳资两方面的人员参加,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历时一个月即告结束,为复工准备了有利条件。

对复工的全面领导工作,市军管会组织了生产设计委员会来负责,并制订出3个月恢复生产的初步计划。刘伯承特别重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和骨干作用,他多次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

由于公私企业的相继复工,解决了一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但工厂企业少是南京的固有弊病,对于庞大的失业大军来说,仍然存在着僧多粥少的矛盾。在刘伯承的直接关心下,生产设计委员会主要以组织转业与开办工人学校来解决就业问题。转业是为了调剂各劳动部门之间劳动力的不平衡。开办工人学校则是储备产业大军,以适应大发展的需要。

经过这样的综合治理,短短3个月内,主要工厂企业的生产基本得到恢复,失业问题也大体得到解决。不仅工人和市民群众皆大欢喜,而且一些民族资本家也感到满意。

紧接着是解决职工的工资问题。刘伯承坚持以维持现状为原则。对于解放前因通货膨胀造成的工薪差额,他主张在调查研究后依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适当进行调整。这样,获得了工人、职员的普遍满意,同时也减少了职工之间的矛盾和市场物价的波动。复工、就业和工资三大问题的基本解决,标志着南京市政治理工作的初步成功。

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协调发展

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后,刘伯承兼任统战部长,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南京的工商业界和文化科学界经历了从动摇到积极的变化。开始,工商业者十分惧怕共产党进行清算斗争。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中,存在着对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怀疑和对美帝国主义援助的幻想。刘伯承认为,应从宣传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双管齐下,调动工商业者和文化科学界人士的积极性。他亲自出面做动员教育工作,与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家和文化技术专家促膝交谈,较快、较好地解除了这部分人的思想顾虑。

在南京市市委、军管会、市政府联合召开的工商业代表座谈会上,刘伯承精辟地阐述了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要。他指出:“为了执行这个纲要,就必须照顾到四面八方。公私是一面的两方,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国家(公营)经济是领导成分,而私营经济是占了第二位。单纯地发展公营企业,而不在原料、制造与推销上,去照顾私营企业,即等于在发展经济上去了一只脚。只有既顾公而又顾私,才能于国计民生有利,将农业国引向工业国的方向发展。”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运用生动、贴切的语言,深入地分析了公私、劳资、城乡、内外等的对立与统一关系,活画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幅蓝图,澄清了各方面人员的疑虑。

在文化科学界座谈会上,刘伯承说:“今天文化科学界欢聚一堂,大家都是主人。在这个建设中,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面,都需要大量人才,希望共同工作,开展南京市的文化科学建设。”与会的文化科学界知名人士听了非常感奋。

刘伯承一贯重视教育工作,特别是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在南京市学生代表座谈会上,他即席向学生们讲解了五个问题。他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语言,激发了一颗颗奋发向上、报效革命的心。

6月下旬,刘伯承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的身份,赴上海参加了华东局会议。7月9日,他在南京市支部书记和军队团级以上干部会上,结合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题为《关于反封锁与城乡生产的互助和交流问题》的长篇报告,他详尽地总结了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肯定了恢复生产、文化教育和处理失业、疏散人口、维护社会治安的成绩,指出了干部中存在着在调查研究、政策学习、组织观察、群众路线等方面的缺点……

就在这个报告中,刘伯承提出了进军西南的任务,指出:第二野战军干部一部要继续留在南京,坚持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另一部将到西南去进行军事战线的斗争。……不论留在南京的或要到西南的,都要服从党的决定。……我们向西南发展,去消灭敌人残余力量,建立西南国防,乃是完成全国彻底胜利的光荣任务。不要因“此间乐”,就“不思蜀”了。

此后,他就离开南京市的领导岗位,去筹划进军西南的工作了。

(本文摘自《刘伯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