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日历|会打仗不一定懂政治 温玉成文革沉浮录

发布时间:2018-10-29

1989年10月29日,成都军区原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因病于10月29日在南京逝世,终年74岁。

温玉成(1915-1989),江西兴国人,开国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曾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1955年温玉成被授中将军衔

1955年温玉成被授中将军衔

“文革”期间的九大,是林彪、“四人帮”集团阴谋乱党,全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一次大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堂而皇之地写入党章,其个人权势达到鼎盛。

在这次引人注目的大会上,一大批“文革”新贵进入权力中枢。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成员25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当时势头看好的政治“新星”温玉成却落选了,甚至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

温玉成成为九大惟一一个落选政治局委员的主席团成员。

“文革”中,这位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开国将军在众多将星中脱颖而出,一夜之间,被擢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成为当时军界与政界一颗耀眼的新星。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温玉成却莫名其妙地从北京消失了。以后,在经历了林彪“九·一三”、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等重大事件后,温玉成不是像他的大多数战友一样,洗雪沉冤,东山再起,而是陷入了迷雾一般的人生窘境,直至1983年,在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的干预下,他的“人生黑洞”才勉强有了个说法。

在群星闪烁的开国将军中,温玉成应该算是一个能征惯战会打仗的将领。如果不是这样,他不可能15岁参军,17岁就成为红军的一名中级指挥员;也不可能在战争年代屡建奇功,成为林彪麾下的主力之一。

可惜,会打仗却不一定会搞政治。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温玉成身不由己地进入政治高层,又身不由己地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跌宕起伏,演出了一幕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喜剧……

奉调北京

1968年1月1日,在广州军区任参谋长、副司令这两个职位上干了10年的温玉成突然接到军委调令,奉调北京,出任大军区正职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管训练、作战和通信。

在广州军区,他和原四野老战友,共同在林彪麾下征战南北的黄永胜搭档在一个班子里,黄永胜是军区司令员,温玉成为其副手。因黄永胜为人霸道,作风蛮横,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

时逢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定夺副总长人选时,叶剑英元帅推荐温玉成,林彪便委婉地向毛主席推荐了温玉成。毛主席一锤定音,温玉成在广州和黄永胜搞不到一起,那就叫他来北京嘛!

温玉成就这样被调到了北京。当时,他正被黄永胜指使的造反派斗得不可开交。离开广州,对他而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依照惯例,林彪在毛家湾寓所接见履新的温玉成,平时感情不易外露的林彪,很是怀旧地谈及了当年征战黑土地的那一幕。温玉成勇猛善战,过去打过不少硬仗、恶仗,执行上级命令不折不扣的作风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

执掌京畿

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杨余傅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因不容于林彪,被诬为“华北山头主义”。一夜之间,或关或押,或被发配。

3月24日凌晨,温玉成奉命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开会时,他在走廊上见到了神情沉郁的毛泽东。温玉成走上前,端正地行了个军礼,问候道:“主席好。”

毛泽东一手夹着烟卷,一手倒背在身后,凝神注目,然后劈头问道:“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

“主席,”温玉成如坠云雾中,不解地问道,“我去哪里哟?”

“没有通知你?”

“不知道。”

“叫你到卫戍区去,”毛泽东将夹了烟卷的手往前一点,严肃地说,“执掌京畿重地。”

“文革”中,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个职务,主要负责拱卫京师,警护中央领导安全。位高权重,却不好干,温玉成的前任傅崇碧就是因为得罪了林彪,被秘密贬至沈阳。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温玉成始料未及,就这样,他以副总长身份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随后,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旁听员。随着“文革”乱相的加剧,老帅纷纷落马或靠边站,军委领导班子为军委办事组所取代,温玉成进入中枢,成为办事组10成员之一。

当时,毛泽东对他是颇为信任的。常常把他找去了解首都的情况。一次,毛泽东特地把温玉成叫去了解工宣队进驻高校的情况,温玉成老老实实回答说:“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听了他的汇报,赞许他讲了老实话。

不过,即便受到如此重用,温玉成始终觉得不舒心。因为顶头上司黄永胜像一幕阴云,罩在他头上挥之不去———这时,黄永胜也调来北京,出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温玉成依旧在其约束之下。

尽管这样,温玉成还是踌躇满志。由于深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林彪的信任,温玉成一时名重京华。

夹缝之间

在短暂的一年时间里,温玉成置身军界的权力高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期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协助周恩来解决全国交通混乱问题;二是协助黄永胜处理珍宝岛事件;三是协助谢富治管理江青一手抓的“样板团”。

对于他的工作,其遗孀宋琬明这样对笔者说:“我们老温是个老实人,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此常被利用、欺侮。他除了打仗,对政治一窍不通。”

这段评述,前面是赞扬,中国人愿意把所有正派人都说成如此;而后面则十分中肯:温玉成对政治一窍不通,处于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之中,良知、感情、欲望,少不了要经常发生种种冲突,人的内心难免会时虎时猴,时道时佛时妖。一个并无多大政治野心的军人,置身政治漩涡之中,开始未必不想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把上级交给的事都办好。但是,那时的政治斗争有自己的特殊法则,对与错,是与非,亲与疏,上与下,统统首先要服从需要,服从集团或个人需要和安全的需要。在林彪和江青这两个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勾结、既相互看不起又相互吹捧的政治集团中,既然不能两边讨好左右逢源,惟一能暂时保全的办法就是死心塌地站在一方,温玉成没这么选择,是对也是错,是幸也是不幸。

刘庆棠事件

当时,文艺团体的支左部队要换班。这本是正常的工作调整。结果,不明就里的温玉成将支持刘庆棠一派的军队干部换走了,而把反对他的留了下来。

刘庆棠凭借饰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一角而平步青云,升任文化部副部长,并得江青宠爱。为此,曾有人叹言:“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曲芭蕾舞。”恃宠而骄的刘庆棠到江青跟前告了一状,江青勃然大怒,声称要追查这起“打击革命派的严重事件”。然后缠住周恩来,无理取闹,要求严肃处理温玉成。

主管样板戏的谢富治以工作忙为由,对温玉成说:“你是协助我管样板团的。这样吧,我事多,工作忙,我们俩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事情就算了结了。”

不料,温玉成写好检讨后,谢富治的签名并未在检讨人之列,而是在行文抬头上,这样一来,谢富治不但推掉干系,反而成了审阅检讨的领导。温玉成从此得罪了江青。

黄永胜出国与军装事件

江青与林彪不睦。黄永胜原本想出出国,见见世面。好不容易捞到一个去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机会,岂料,江青却说:“他不配。”江青一反常态,坚持要温玉成顶替黄永胜出访。

温玉成叫苦不迭。他根本没有这个心思。而林彪、叶群夫妇一直在这件事上毫不让步,坚决要黄永胜出访,并视作是同江青集团的一次斗争。眼下,让温玉成替代黄永胜,江青这不是在制造矛盾吗?

后来还是毛泽东点了头,黄永胜才遂了心愿。江青还在一份文件上批示:保守派的根子“广州军区上头还有”,明眼人一看,上头的人便是黄永胜。

还有一次,江青心血来潮,提出样板团的人要穿军装。

温玉成答道:“我不管后勤,发军装是邱会作管的。”

“不行!”江青把头一扬,尖声尖气地说,“你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军委办事组依然不同意。邱会作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事情未能办妥,江青自然迁怒于温玉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温玉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际,又接到了一个更烫手的山芋。

李必达事件

大约是在1969年夏,劳累一天的温玉成刚刚进入梦乡,便被一阵吵闹声惊醒,秘书进来报告说,黄总长的秘书李必达同志在楼下会客厅等,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到你手上,由你转交江青同志。

当时,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年仅27岁,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这是一位年轻而富有正义感的同志,他对黄永胜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九大”前夕,他利用参知机要的条件,从各种渠道获知了林彪在选举“九大”代表期间,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指明要一些代表投票。他担心他们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这种分裂活动。

几经踌躇,李必达毅然以一个党员的良知,向毛泽东主席写信揭发林彪集团尤其是黄永胜的行径。信写好后,怎样传递,李必达费尽心思。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到何不让温玉成转交给江青,以江青和林彪已经日渐公开的矛盾而言,这封信江青肯定会上达天听。再说,温玉成与黄永胜不和,他应该不会推辞的。

于是,李必达在5月初的一个深夜,拿着信到了温玉成住处。开始,温玉成推辞道:“我和江青不太熟,不便转交。”

须臾,秘书再次报告说,李秘书讲啦,首长不收下这封信,他就不走了。

温玉成叹了口气,没再往深处想,只得点头同意了。然而,他看完信后,神情大变,出门对李必达说:“你依靠组织反映你所了解的情况是对的,但我比你更了解黄总长。我知道林副主席对我有误解。你这封信我交不交,交给谁,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李必达这才忐忑不安地离去。

这着实令温玉成为难。他不想接这封信,但李必达知道温玉成与黄永胜不睦,却又非得让他转交江青不可。烫手山芋接上手,温玉成辗转反侧,如就热汤。交,势必得罪林彪,不交,则江青迁怒。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思来想去,温玉成一横心,将那封信锁在抽屉里,可半年后,却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客观地说,温玉成的内心是倾向林彪的。

温玉成的这一着棋并未讨好林彪。叶群、黄永胜大为恼怒,立即将李必达关押拘捕,对温玉成知晓信中内容,也如骨鲠在喉。更有甚者,“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信被查出,江青得知来龙去脉,数次找到周恩来总理,大为光火:“温玉成是林彪的死党,不能放过他!”所以,到了晚年,温玉成常对人说:“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李必达秘书。”

李必达被开除军籍,定为现行反革命。发配到南方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进行改造,受了不少苦。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平反。

被贬成都

按理,党的“九大”时,温玉成走向人生辉煌的顶点,由于被安排为“九大”主席团成员,前排就座,包括外电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在议论,温玉成铁定要进政治局。然而,九届一中全会后,温玉成却出人意料,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

温玉成打电话找到叶群,叶群装作茫然无知,并表同情,实际上,正是叶群和林彪力主拉下温玉成,以解他们“温玉成知恩不报”的痛恨。

林彪、叶群满以为此举可以讨好江青。谁知江青并不领这个情。温玉成又被江青推入“炮膛”,藉此打击林彪。

不久,北京天安门召开声势浩大的支持毛泽东主席“五·二○”声明大会。温玉成走上城楼,遇上江青,忙上前主动招呼,江青昂首挺胸,怒目而视,径直离去。温玉成立时呆若木鸡。

未几,温玉成再次接到江青电话,说芭蕾舞名角白淑湘在京西宾馆排戏很辛苦,生病无药,让温玉成立即送点药去。温玉成立即命人相送。岂料,过不几天,江青把温玉成找去,训斥道:“样板团的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你要一碗水端平。为什么药只送给白淑湘而不送给刘庆棠?”

温玉成瞻顾四望,如履薄冰。

1970年6月4日,林彪约温玉成单独谈话,走入林办,一向话语不多的林彪正襟危坐,既无寒暄,亦无问候,例行公事般地宣布道:“温玉成同志,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

闻听此言,温玉成恍若梦中,目瞪口呆。见此情景,林彪这才挤出一丝僵硬的笑意,故作亲切地说道:“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

温玉成猛然清醒,条件反射般地答道:“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

随后,林彪、叶群又向温玉成说,江青要求把他“立即抓起来”,是林彪想出了办法,让他远去成都避祸。

由副总长降职为军区副司令,温玉成虽然想不通,却无力抗争。

隔离审查

花开花谢又一年。林彪叛逃坠机的“九·一三”事件爆发了。

9月16日傍晚,温玉成刚刚吃完晚饭,便接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打来的电话,让他去3号院开会,并特别强调,传达中央绝密文件,不要带秘书。

走入3号院,20多个荷枪实弹的干部、战士如临大敌般,警惕地持枪张望。正在温玉成惊疑之际,张国华政委已在楼梯口叫住了他,然后礼貌地邀请他上楼。

“他们还没到?”温玉成走入会议室,一坐下身,愈加好奇。

“没有,”张国华有些尴尬地答道,然后转身关上了门,坐下后,便沉沉地叹了口气,“这个会只有我们两个开。”

温玉成凭直觉,预感到今天叫他来,决不是传达什么文件了。

“老温,”张国华一字一顿道,“我们是老相识了,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略一沉吟,张国华像背书似的说道:“刚刚接到通知,你被隔离审查了。”

“隔离审查?”温玉成张大着吃惊的嘴,一时回不过神。

“那我犯了什么错误呀?”温玉成苦笑道。

“上面说你是林彪的死党,组织上要审查……”

温玉成如同猛地听到一声惊雷,他一下子呆若木鸡、心乱如麻。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自己分明是被林彪贬出北京,现在却又成了林彪的死党,这如何说得过去?

当晚,他便被秘密关押在邓家花园。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接着,温玉成的夫人宋琬明(时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处长)被停职停薪,勒令搬出“首长院”……

平 反

1976年12月,在成都晦暗潮湿的一天里,温玉成最终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这天,成都军区根据中央通知,将关押了5年的温玉成释放了出来。

温玉成被释放出来后,生活待遇上有了改善,先是搬回军区首长院,接着子女允许参军入伍,夫人宋琬明亦恢复原职。

但是,最核心的问题———组织结论却被挂了起来。

其间,温玉成曾经找过成都军区党委,也到北京上访过,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高层还是他所在的军区,对此爱莫能助,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结论。

所幸,拨乱反正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同蒙冤的黄克诚大将平反后再度出山,担任了中纪委常务书记兼军委纪委书记。这时,他已双目失明,但对“文革”中遗留下的纷乱如麻的问题,洞若观火。

他得知温玉成上访无门,结论无着的情况后,便托人捎去口信:“让温玉成来北京解决问题吧!”

在黄克诚的努力下,1983年,中央军委经过甄别调查,组织上对温玉成的审查结论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不过,中央曾明文规定,1955年被首批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开国将军们,离休时都要享受大区正职待遇,如原成都军区副司令韦杰就是例子。

温玉成似乎是个例外。

后来,温玉成曾试图证明自己是深受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迫害,并要求恢复大军区正职的待遇,但未果。

大军区正职的待遇没有被恢复,温玉成夫妇悄然来到南京定居。晚年,温玉成的离休生活抑郁而不寡欢,南京军区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一栋花草掩映的独立小楼里,温玉成从此远离尘嚣,挣脱纠葛,种种花草,平静地度过了6年时光。

1989年10月29日,温玉成在南京辞世,享年74岁。

1989年国庆节,与两个外孙在家中

1989年国庆节,与两个外孙在家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