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日历|“狂人”钱钟书的二三事

发布时间:2018-11-20

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11月21日生,江苏无锡人。

钱钟书享有“文化昆仑”的美誉。他以数学15分,而中英文全优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他淡泊名利,超凡脱俗,因此不少人都说他“狂”。不过,他的狂妄也和他的才气一样出名,钱钟书的狂狷是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有德识学养、才情胆略,更有精神风骨。

民国第一才子

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分、上大学无望的考生却意外被录取。这位考生便是19岁的钱钟书。当时的校长罗家伦亲阅钱钟书的试卷后,啧啧称奇――国文与英文均是特优(英文满分),于是决定破格录取。钱钟书在清华一开始就不同凡响且一直持续到毕业,他甚至获得了“清华之龙”的雅称。所有课上涉及的文学作品他全都读过,于是他成了老师的“顾问”,甚至临时代替教授上课。吴宓曾对他有一段很高的评价:“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有一回,钱钟书代父亲为乡下一家大户代作墓志铭。偶然间,他听见父亲对母亲称赞那篇文章,这是钱钟书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他,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杨绛晚年回忆,钱穆的《国学概论》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请钱基博为之作序。钱基博就让钱钟书代笔。序写好后,父亲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国学概论》出版时,没有人看出这篇序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代写的。

钱钟书文章写得好,与他喜欢读书是分不开的。他在进入小学之前,已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说唐》等古代小说。任人从书中随便抽出一段来考他,他都能对答如流,甚至连书中好汉所使兵器的斤两也记得准确无误。工作之后,对于《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他都非常熟悉。钱钟书读书过目不忘,外国学者说其记忆力是“照相机式”的。更叫人惊奇的是,他的记忆力似乎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衰减,几十年前读过的书,仍然如昨日刚看过一样记忆犹新。1979年,年近七旬的钱钟书在美国访问,据汉学家费景汉记录,“他在茶话会上提到一位美国诗人,会用优美的英语背诵一段那位诗人的诗作;提起另一位德国诗人,又会用标准的德语背诵他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也能用拉丁语来背诵一段。这些诗人未见得是什么大诗人,提及的诗作也未必是他们的重要之作,但钱钟书却能出口成章,流利地背出,真把在场的美国人吓坏了”。

钱钟书的外语了得,对于母语的驾驭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一生重要的学术著作,都用文言文写成。钱钟书的古文造诣之高,当今恐怕无人企及。一部《管锥编》,钱钟书将自己一生饱学之识汇于其中,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不管多么难读,它毕竟是一部具有可读性的书”。夏志清称他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舒展称其为“文化昆仑”。

这世上果然有势均力敌的爱情

《圣经》有言:“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爱人。”文坛伉俪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便应了这句话。1932年早春,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两人初次偶遇,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被她“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清新脱俗吸引,一段旷世情缘就此徐徐萌发……

钱钟书在清华第三个学年,1932年春天,与清华研究院外文系研究生杨绛相识。杨绛是当时有名的才女,追求者甚众。但倾盖如故,相见恨晚,两人见面后,钱钟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第二年订婚,1935年夏天结婚,门当户对,才子佳人,珠联璧合。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钱钟书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围城》里讽刺了种种人生世相;《围城》外,钱钟书和杨绛,这对才子佳人不是传说, 在烟火人生里相濡以沫。钱钟书的母亲这样评价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在“文革”期间,房子曾被迫分一半与人同住,钱钟书为老妻与占有房屋的年轻男子打架,全然不顾自己年迈体衰。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复,“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两人并肩携手,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淡泊名利,在书房里过一生

面对世界,钱钟书好像从来没有太多期许,他本性天真,“痴气旺盛”,他乐观看待一切,就像对待《百合心》的手稿,丢了就丢了,没有太可惜。他认为,“把忍受变成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被迫剃了“阴阳头”,别人会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而钱钟书却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钱钟书对浮名虚誉甚为讨厌,不愿趋时,不求闻达,他以逃避名流聚会为乐,说是“大有小学生逃学的快感”。他越是避客,便越是有人想见他。于是,他不是客客气气地辞谢,就是借故推托支开,甚至是毫不客气地拒绝。记者们若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直闯上门,他便立在门口,小谈片刻,时刻做出“送客”的姿态;或放进客人,又缄口不言,常常弄得记者们狼狈不堪,空手而返。

钱钟书对待盛名如此洒脱,对金钱更是弃之如敝履。国内某机构想拍他的专题片,当告知被拍摄者会有可观的酬金时,钱钟书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他在访美归来时,哈佛大学寄来一张要授予他名誉博士的通知,他未予答复。哈佛大学以为他没有赴美路费,又汇来3000美元,钱钟书如数寄还。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他们派专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门,出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钟书说:“不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竭诚邀请他前往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元,交通、住宿、餐饮费另行提供,可携夫人同往,只希望钱钟书每两星期授一次课,每次40分钟,半年讲12次课,实际授课时间只相当于一个工作日。他拒绝了。有人来找他借钱,他问:你要借多少?答:1000。钱钟书说:“这样吧,不要提借,我给你500,不要来还了。”同一个人两次来借,他还是如法炮制,依旧对折送人。

勘破了名利,钱钟书只喜欢简单自持。他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 他也不喜欢别人来串门。凡进过钱钟书家的人,都不禁惊讶于他家陈设的朴素:沙发是用了多年的旧物,多年前的一个所谓书架,竟然是四块木板加一些红砖搭起来的。物质的清简并不会损毁精神的富有,相反,让钱钟书在精神世界里更加自由。

钱钟书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周岁“抓周”时,便抓到了一本书,祖父和父亲都非常高兴,为他取名“钟书”。果然名副其实,他好读书,并且读出了一番天地。他在书斋里做出了学问的奇山异水,也品尝到了登上山巅饱览美景的快乐。他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在书房里过一生,在旁人看来,也许是煎熬;但求仁得仁,是世界上的幸福之一,钱钟书乐在其中。江南才子的天堂,不在故里苏杭,却在书房。不管书房之外如何喧嚣纷扰,在书房与心房里,他都宠辱不惊,自在清明。